故事是人类对自身历史的一种记忆行为，人们通过多种故事形式。记忆和传播着一定社会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引导着社会性格的形成。以下是小编整理的创业名人的励志故事【汇编五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当全球其他的电脑制造厂商正在经历着销售低迷的痛苦时，戴尔电脑继续着繁荣。当它遍及世界的出货量在2002年第二季度增长18%时，其他厂商的出货量则下降了4%。37岁的迈克尔·戴尔至今已经在其创立的戴尔计算机公司里担任了将近20年的首席执行官。戴尔计算机在1984年成立时注册资金只有1000美元，而到了2001年，它的销售额达到310亿美元，在全球拥有3.6万名员工。2002年《财富》杂志的全球500强中，戴尔公司排名第131位。
戴尔公司为何能够保持如此快速的发展?直接面向顾客销售的“直接模式”和对顾客进行分类的“市场细分”方式是其两大法宝。但实际上，这都取自其创始人——迈克尔·戴尔少年时的偶发灵感。
当迈克尔·戴尔还是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孩子的时候，他的父母在饭桌上谈论的都是通货膨胀、石油危机一类的话题，这使他从小就对生意场发生了兴趣。在他12岁那年，进行了人生的第一次生意冒险——为了省钱，他不想再从拍卖会上买邮票，而是通过说服邻居把邮票委托给他，然后在专业刊物上刊登卖邮票的广告。出乎意料地，他赚到了2000美元。这让迈克尔戴尔第一次感受到“直接接触”的力量及收获，即没有中间人的好处。同时他体会到，如果有好的点子，绝对值得采取一些行动。在尝到少年时直接销售的甜头后，迈克尔戴尔在稍大后的创业尝试中，把这一“直接模式”发挥得淋漓尽致。
上初中时，迈克尔·戴尔拥有了一台苹果电脑，并迅速将兴趣转移向电脑背后的商机。不久，他注意到了商业用途更多的IBM个人电脑。他热切地学习一切有关电脑的知识，利用卖报纸所赚到的钱来购买电脑零部件，将电脑改装后卖掉，获取利益，接着再改装另一台。这期间，他发现电脑的售价和利润空间很没有常规。一台售价3000美元的IBM个人电脑，零部件可能只要六七百美元就能买到。而且，大部分经营电脑店的人不太懂电脑，并不能为顾客提供技术支持。而他当时已经买进了一模一样的电脑零件，并把电脑升级后卖给认识的人。于是，迈克尔戴尔涌现了一个想法：只要自己的销售量再多一些，就能够跟那些店去竞争，因为没有中间商，所以自己改装的电脑不但有价格上的优势，还有品质和服务的上的优势，即能够根据顾客的请求提供具备不同功能的电脑。
在他开着用卖报纸的钱赚来的白色宝马车，后座载着三部电脑，成为得克萨斯大学一名另类的大一学生后不久，他认识到电脑将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工具，自己正在面临一个很大的机会。当时，电脑界包括苹果电脑和IBM等所有的大厂家都选择通过经销商来销售电脑，但迈克尔戴尔则想凭借直接销售这种更有效率的方式为顾客提供更好的价值及服务，并希望借此成为这一行的佼佼者。1984年，迈克尔·戴尔从学校退学，在奥斯汀一个约93平方米的办公室开设了自己的公司，命名为“戴尔计算机公司”。
支撑学生时代的迈克尔·戴尔鼓捣计算机的资金，来源于他从16岁开始的一份卖报纸的业余工作。那是一年的夏天，他负责为《休斯敦邮报》争取订户。报社交给他一个厚厚的电话号码本，让他打电话去向顾客推销。但迈克尔戴尔不久就在推销中发现，有两种人几乎一定会愿意订阅报纸：一种是刚结婚的，另一种则是刚搬进新房子的。接着，经过调查后发现，情侣在结婚时一定会在法院登记地址，另外有些公司会按照住房贷款额度整理出贷款申请者的名单。于是，他想办法搞到了周围地区这两种人的资料，直接给他们寄信，提供订阅报纸的资料。通过这种方式，迈克尔戴尔当年挣到了1.8万美元，这不但带给他购买更多的计算机的能力，也给他以后“比顾客更了解顾客”的市场细分战略提供依据。
为了实现对爸爸的承诺，李嘉诚觉得只有加倍努力才行，要想出人头地，学习是惟一的武器，他开始自学。一边工作，一边自学，虽然艰辛，但李嘉诚觉得十分充实，“年轻时我表面谦虚，但内心很骄傲。因为你看见身边的人每日保持原状，而自己的学问却日渐提高。”
1940年秋，李嘉诚一家从潮州逃难至香港，栖居在舅舅的钟表行中。李家原本没有商业传统，到香港前，爸爸是一位小学校长，爷爷是清朝最后一届秀才，两位伯父在民国初年就取得了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博士学位。李家可算的书香门第，在当地受人敬重。
但这些在当时的香港没有半点价值，甚至为生存带来了压力，一家人卑微如蝼蚁。十三岁的李嘉诚不得不失学，寄人篱下当学徒。白天有做不完的工作，夜晚则必须搬开家具与其他伙计挨着入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攻占香港，李嘉诚的妈妈只好带着弟妹重回老家，留下他们父子二人。更大的不幸是，贫困抑郁的爸爸竟染上肺结核，大半年后去世。在爸爸过世前一日，并没有向他交代事情，反而问他有什么话说。“我安慰爸爸，告诉他‘我们一定都会过得很好’。”14岁的李嘉诚独自面对爸爸的死亡，“彷佛一瞬间被迫长大”。历经家道中落、少年失学、爸爸过世、孤独的流落异乡，迫使李嘉诚在很短的时间内压缩成长。
为了实现对爸爸的承诺，李嘉诚觉得只有加倍努力才行，要想出人头地，学习是惟一的武器，他开始自学。一边工作，一边自学，虽然艰辛，但李嘉诚觉得十分充实，“年轻时我表面谦虚，但内心很骄傲。因为你看见身边的人每日保持原状，而自己的学问却日渐提高。”
李嘉诚的机会终于来临。1945年，二战结束后的某天，他所在工厂的老板亟需发信，但是书记员请假，李嘉诚因好学被推荐帮忙。出色的表现使得老板对他另眼相待，将其从杂役小工调至做货仓管理员，继而成为了业绩很棒的推销员，再升到经理，19岁更成为总经理。李嘉诚也从中学到了更多的关于货品的进出、价格、以及货品管理，推销等技巧。
因为业务关系，李嘉诚一直订阅英文塑料专业杂志，顺便提高英语，这也让他能时刻把握该行业的可能商机。随着二战后经济复苏，塑料制品的市场需求很旺盛，李嘉诚认为机不可失，决定自行创业。1950年，他利用自己的积蓄连同舅父的借款共5万港元，开设了长江塑料厂。
1957年，李嘉诚从行业杂志中得到启迪，赴意大利考察，回港后转产塑胶花。得益于当时的消费环境，业务迅速发展，由于产品能不断创新，李嘉诚继而成为了香港乃至全球的塑料花大王。如今这已成为李嘉诚财富故事中的经典情节。之后，李嘉诚又瞅准地产业机会，从而开始了成为“超人”的脱胎换骨般的升级。
“首富轮流做，今日到我家”，用这句话来形容如今的李河君是最为恰当的了，1月27日，汉能薄膜发电股价狂涨，上涨10.36%，成为了全球市值最大的光伏企业，加上水电、地产等非上市公司资产，使得汉能薄膜发电股东李河君身价达到2000亿，超越了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成为了新一届中国首富。
李河君出生于广东省河源市，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1994年，李河君创建汉能控股集团。汉能自成立之日始即致力于“用清洁能源改变世界”。汉能已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清洁能源发电公司，以及全球最大的薄膜太阳能企业。
李河君1988年大学毕业后，靠着从大学老师那借来的5万元起步资金，通过卖电子产品、玩具等，和17个伙伴一起，通过6年的积累，到1994年底积累了七八千万的资本。本来打算收购上市公司坐庄，但是经过对水电站市场的考察之后，李河君改变了初衷，转而进入了能源行业，以1000多万元收购了河源东江上一座装机容量为1500千瓦的小水电站。之后，再次通过并购将旗下电站的装机量扩大到了几十万前往，产业覆盖浙江、广东、宁夏、云南、广西等地。
2002年，云南省规划建设8座百万级千瓦水电站，李河君签下其中的6座，总装机规模达2300多万千瓦。但是这一计划却遭到了当地发改委的阻挠，因为发改委不相信李河君能干成。于是，李河君愤然将发改委告上了法庭，李河君最终拿到了金沙江上“一库八级”中资源最好的金安桥水电站，该电站总装机容量300万千瓦。
跨步入光伏行业。
2009年，李河君开始进行产业升级，涉足到了光伏行业。当时，正式光伏行业的“拐点”。此前，得益于欧洲市场的巨大需求，光伏产业飞速发展，2008年光伏全球安装量增长了1倍以上。但是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的的光伏行业进入了衰退期，很多知名企业都因为产能过剩而破产，包括无锡尚德。
李河君进入光伏行业时，选择了薄膜太阳能领域并于2011年寒冬来临之际开始投产。2012年，李河君即宣布投产的8大光伏基地总产能已经达到3GW，超越美国第一太阳能公司(FirstSolar)，成为全球最大的薄膜太阳能企业以及太阳能发电系统集成商。
尽管薄膜的市场远不如晶硅，市场占有比例还不足1层。但是，李河君却在公司内部力排众议、大举投资薄膜太阳能，并且还在多个场合推崇薄膜发电技术的前景，甚至表示“薄膜发电引领终极能源革命”。
汉能薄膜被诟病。
进入光伏领域之后，李河君频繁出现在公众面前，或参加会议，或接受媒体采访，向外界宣传薄膜发电技术的广阔前景。2013年底，李河君著书《中国领先一把》，提出以光伏革命解决中国的能源瓶颈、助推经济转型。李河君认为，太阳能是最符合21世纪发展需求的新能源。
除了光伏企业的发展路线存在争议外，其汉能薄膜发电还被诟病“过度依赖母公司”。在李河君的计划中，其光伏产业布局是“打通全产业链做出规模”。即从原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电池片生产到太阳能电站建设，形成完整的“全产业链”运作模式。
2013年2月，汉能集团及其一直行动人持有的汉能薄膜发电的股份从20.28%涨到了50.56%，成为了控股股东。此后，汉能薄膜发电向控股股东汉能集团发起了多项收购，连续收购了其多项知识产权和技术研究公司。
2013年年报显示，汉能集团是其唯一客户。这种情况在2014年上半年并未有多大好转，2014年上半年，汉能薄膜发电的来自汉能集团方面的营收达到31.6亿港元，占其总营收的98%。2014年上半年，汉能薄膜发电的应收账款为62.4亿港元，其中，最大头的是应收合同工程款项，为41.57亿港元。
汉能薄膜发电在2014年半年报中称，公司的流动资金十分依赖汉能集团联属公司是否能及时结清进度款项。不过，对于来自于汉能集团的应收账款，汉能薄膜发电方面“无抵押款或其他加强信贷措施”，仅凭借汉能集团的信誉，汉能薄膜发电董事会认为，汉能集团“能够按时结清所有进度款项”。
成“新首富”出名。
汉能薄膜发电在2014年一年内涨幅达255%，进入了2015年，股价涨幅更是“任性”地在1月23日以来的3天内达32%，市值迅速膨胀至1500亿港元。1月27日，汉能薄膜发电上涨10.36%，报收3.73港元。在这前一天，汉能薄膜发电上涨13%，得益于汉能薄膜发电股价的上涨，加上水电、地产等非上市公司资产，汉能薄膜发电大股东李河君的身价“有可能”达到2000亿元，取代马云或者王健林成为中国的新首富。截至1月29日美股收盘，马云身价为263亿美元(约合1644亿元人民币)，王健林身价为267亿美元(约合1669亿元人民币)。
之所以是“有可能”，原因在于李河君到底持有多少股份，对于外界而言仍是一个谜团，一说超过50%，一说超过90%。不论李河君是否真的成为了内地财富“一哥”，他都因此成为了舆论焦点。
无论李河君的这个首富之名是否名副其实还是名不副实，他的创业经历是真是存在的，他在创业时的独到眼光和执行魄力都是令人惊叹的。
任正非，华为创始人、总裁，1944年10月出生于贵州省镇宁县，是中国最神秘低调的总裁。在他的带领下，华为挺进世界500强，2014年排行全球第285位，成为全球第二大电信设备供应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带领华为取得如此辉煌成就，任正非的个人持股却不到1%。2015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50位商界领袖排行榜中，70岁高龄的任正非排名第三，仅次于马云和马化腾。
山里走出的大学生
回望任正非的人生路，最初，他只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
任正非出生在贵州安顺地区镇宁县一个山区小村庄，那里最著名的就是黄果树大瀑布。爸爸在北京上过大学，妈妈念过高中，都当老师。任家有兄妹7人，任正非是老大。全家9口人全靠父母的微薄工资维持，吃饭实行分饭制，都有份，但都不多。任正非上高中时，常常饿得心发慌，却只能用米糠充饥。
任正非结婚时，拮据的家境仍未改变。创办华为后，任正非和父母、侄子住在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小房里，在阳台上做饭。为了节约钱，妈妈只敢买死鱼死虾，晚上出去买便宜蔬菜与西瓜。
最初两年，公司主要是代销香港的一种HAX交换机，靠打价格差获利。代销是一种既无风险又能获利的方式，经过两年的摸爬滚打，公司财务有了好转。不过，任正非没有拿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去改善生活，而是投到经营中，华为很快就进入了发展的轨道。
大方的小气鬼
任正非酷爱《毛泽东文选》，他重新注解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企业最重要的是将产品卖出去。
为了销售，华为不吝投入，甚至不计成本：在与爱立信血战的黑龙江，华为派出人数多过对手十余倍的技术人员，在每个县电信局展开肉搏战。哪里出问题，华为人立即赶到现场。为拿下一个项目，华为会花费七八个月时间和与回报不符的投入……做法看似愚蠢，却能从跨国巨头手中抢下客户。
2000年，华为参加香港电信展，邀请世界50多个国家的2000多名电信官员、运营商和代理商参加。2000多人往返一律头等舱或者商务舱，住在五星级宾馆，还拎走上千台笔记本电脑——为此，华为耗费2亿港元。这是华为第一次高调地在国际电信界展示自己的实力。事实证明，任正非的“出手阔绰”，得到了高额回报，2000年，华为开始大举全球扩张，市场份额不断提升。但任正非并非是挥金如土的人。1996年3月，为了和南斯拉夫洽谈合资项目，任正非率领一个十多人的团队入住贝尔格莱德的香格里拉。他们订了一间总统套房，每日房费约2000美元。不过，房间并非任正非独享，而是大家一起打地铺休息。
任正非的大方，还体现在员工待遇上。3年前的2012年，华为赚了154亿元，却大手笔拿出125亿元作为年终奖，15万华为员工人均年终奖可达8.33万元!
虎口夺食者
众所周知，任正非在华为内部提倡“狼性”文化。他认为狼是企业学习的榜样，“狼性”永远不会过时。“华为发展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不断从虎口夺食的历史，他面对的是老虎，所以每时每刻不能懈怠。”一名华为内部员工说。
华为进军美国，就是一场经典的“虎口夺食”战。当年，华为的脚步一进入美国市场，在数据通信领域处于绝对领导地位的思科公司就开始阻击。2003年1月23日，思科正式起诉华为以及华为美国分公司，理由是后者对公司的产品进行了仿制，侵犯其知识产权。
面对思科的打压，任正非一边在美国聘请律师应诉，一边着手结盟思科在美国的死对头3COM公司。2003年3月，华为和当时已进入衰退期的3COM公司宣布成立合资公司“华为三康”，3COM公司的CEO专程作证——华为没有侵犯思科的知识产权。任正非在诉讼最关键时刻祭出的合纵连横奇招，瞬间令思科的围剿土崩瓦解。最终，双方达成和解，从此，华为在美国的扩张，没有了拦路虎。
跨国巨头合作伙伴
毋庸置疑，任正非超乎常人的谋略和视野，是华为成功的最主要因素。华为与IBM的合作，就彰显了这一点。
2007年初，任正非致信IBM公司CEO彭明盛，希望IBM公司派出财务人员，帮助华为实现财务管理模式的转型。当然，华为将支付巨额费用。
为什么要雇IBM?因为任正非注意到，虽然华为销售收入保持高速增长，净利润却逐年下降，他甚至不知道一个单子接下来是否会赚钱。尽管从2000年开始华为公司的财务部门已经参与成本核算，但是公司还是缺乏前瞻性的预算管理——中国绝大部分企业很难做到这点，但这却是跨国企业擅长的。
不久，华为公司正式启动了IFS(集成财务转型)项目。与此同时，IBM正式把华为公司升级为事业部客户——在其全球几十家事业部客户中，华为是唯一一家中国企业。单纯从这层意义上来说，任正非的眼光，超出其他国内企业。
IFS项目给华为培养了数千名合格的财务总监，他们把规范的财务流程植入到华为公司的运营流程，实现了收入与利润的平衡发展，这也是近几年华为虽然营收增长放缓，但利润的增长仍然不错的重要原因。
首创人人股份制
2011年12月，任正非在华为内部论坛发布了《一江春水向东流》这篇文章，揭开了一个华为崛起的重大秘密：人人股份制。
在华为的股份中，任正非只持有不到1%，其他股份都由员工持股会代表员工持有。如果你离职，你的股份该得多少，马上数票子给你。哪怕是几千万元的现金，任正非眼睛也不眨一下。但是你离开公司，就不能再继续持有华为股份。华为股份只给那些现在还在为华为效力的人。这样一种体制的设计，是全球没有的。
任正非透露，设计这个制度受了父母不自私、节俭、忍耐与慈爱的影响。
任正非还创立了华为的CEO轮值制度，每人轮值半年。此举为避免公司成败系于一人，亦避免一朝天子一朝臣。
任正非总是流露出发人深省的危机意识，伴随着华为的高速成长，他开始为“发展太快，赚得太多”感到焦虑。2014年，华为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达到460亿美元，利润高达54亿美元。深谙“过冬理论”的任正非，决意把“多余的钱”花到前瞻性领域。2014年，华为卖出了7500万部智能手机，仅次于苹果和三星，还铺设了全球46%的4G网络。任正非保守地抛出2015年的目标：“560亿美元以上的销售收入应该没有问题”。
当被问及华为“成功的秘密”，任正非的答案是：华为没有秘密，任何人都可以学。任正非说，华为没什么背景，没什么依靠，也没什么资源，唯有努力工作才可能获得机会。任正非说，华为只是一棵小草，在把自己脱胎换骨成小树苗的过程中，还需要向西方学习各种管理的东西。
曹国伟是中国第一个由CFO成功变成CEO的人，现在又变成一个真正创业者。三次转身，背后的支撑力是什么?有这么一个小故事，或许能看到点什么。
新浪CEO曹国伟入选美国《时代》杂志2011年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100强。同时入选的还有FacebookCEO马克·扎克伯格(MarkZuckerberg)和谷歌CEO拉里·佩奇(LarryPage)。这一刻，新浪与当今世界互联网的两个巨头站在了一起。
《时代》评价称，新浪微博已成为中国最为开放的网络平台之一。
在中国互联网的阵营中，自1998年张朝阳成为《时代》“全球计算机数字化领域的50名风云人物”开始，其后，2007年的马化腾，2009年的马云，2010年的李彦宏，都曾获得当年《时代》杂志的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100强的殊荣。
回看中国互联网这十多年的发展历史，草根，富豪，天使投资，纳斯达克……屡屡成为关键词。而中国第一门户新浪的成长故事则充满了向上、领先、失落、突破的味道。
但曹国伟给了业界诸多的意外。新浪的故事，许多人都猜对了开头，却没有猜对结尾。
选择
在新浪20层的办公室里，记者看到的曹国伟坐在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后，忙碌着。他穿了一套藏青色的西装，但西装明显地大了一个码。寒暄间，曹国伟说春节后他瘦了十多斤，理由“就是想轻一点”。
当然，在助手和一些朋友的印象中，曹国伟是个美食家。他对各种美食如数家珍，却很容易地控制了自己的体重。这个非常理性的人，在人生面对重要选择的时候，“实际上在很多复杂的环境里面，很难去做一个非常清楚的论证、评判，大的决定几乎都是凭直觉做”。
而在1999年选择来新浪，对于33岁的曹国伟来说，却充满了偶然。
1999年，曹国伟是美国普华永道的注册会计师。那一年，曹国伟被派到了北京，来指导普华永道对一家公司的审计工作。仅仅两周后，曹国伟就回了美国。当时，很多硅谷公司已经向曹国伟伸出了橄榄枝，邀他加盟。斟酌一番之后，他有点为如何选择最后的两家公司，举棋不定。
与此同时，时任新浪CEO的王志东(也是新浪网的创始人)正在物色一个CFO，而曹国伟也在寻找新的工作机会，他在硅谷已经呆了6年。曹国伟有颇多选择，有两家硅谷企业邀请他。曹国伟在选择上有些犹豫，于是便向一位社会经验丰富的老朋友请教，他就是时任新浪首席运营长茅道临。
曹国伟告诉茅道临：“我想换工作了，你帮我看下哪一个更好?”听完曹国伟的介绍，茅道临觉得每个选择都很不错，但他还是建议曹国伟来新浪试试。曹国伟考虑了两日，就做出了选择，来新浪上班。那时候新浪的总部在美国，在一个仓库里面办公，与大厦鳞次栉比的硅谷没任何可比性。
“我一直觉得，在美国，华人要往上走的话，总是有天花板，至少在那个时候是很明显的，而新浪是跟中国联系起来的一家公司。”尽管，1999年的中国互联网，显然没有今日这样风光。新浪、搜狐、网易初具雏形，马云创业的序幕刚刚拉开，腾讯的马化腾刚刚在2月份开发出了基于中文的QQ前身。
曹国伟成为新浪主管财务的副总裁。半年之后，在他的推动下，新浪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并成为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门户网站。而新浪首创的，通过离岸公司控股内资公司上市的形式，也成为之后国内互联网公司海外上市的普遍模式，并被称为“新浪模式”。
新浪在2000年完成上市后，曹国伟并没有“闪人”，而是做起了幕后英雄。
因此，业界给他打上了内敛、严谨、富有逻辑等诸多标签，此外，他还极其低调，接受采访的频率也不高。有个颇有意思的细节，他出生于1965年11月10日，但在诸多媒体报道中，他的出生日期却是1969年7月。
幕后英雄
“我做过3任以上的CFO，这是在一般公司很少见的事情。一方面说明我在这个职位上还是很称职的，每任CEO都相信我能把这个职位做好，另外一方面说明我对这个公司还是有价值的。”曹国伟如此回顾他在新浪的早些年。
在曹国伟的主导下，新浪网于2003年和2004年分别完成了广州讯龙以及深圳Crillion两大无线增值业务公司的重要并购，使新浪网一举跻身无线增值领域前列，并由亏损逐渐走向赢利。
这里有一个背景需要交待，2004年，新浪的网络广告出现了瓶颈，虽然还在自然增长，但幅度已经远远落后于竞争对手，并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2005年，曹国伟被派去负责广告业务，那一年的第二季度，新浪就拉开了与竞争对手的差距。
那段时间，是曹国伟特别艰难的时期，“在IPO以后，我做CFO的时候，更多是做后端的管理，2004年兼做COO以后，我把前端跟后端都管起来，这两个角色是有分工和冲突的，比如管营销，要业绩;管财务的话，要控制风险和成本开支，这些都是矛盾的。”曹国伟说。
在曹国伟的助手、已经为新浪工作10年的刘运利看来，CFO阶段的曹国伟有点抠门，很多项目的审批都是在他那里被否决掉的。
那个阶段的曹国伟，成功地化解了盛大企图从股票市场控制新浪的图谋。
“我记得很清楚，那日晚上，新浪股票的交易量狂涨，有四千多万股的交易量。那是大年夜，2月8日是除夕，第二天我要带着全家飞澳大利亚度假，在悉尼的时候，我接到了陈天桥的电话。”曹国伟回忆当时的场景。
盛大的陈天桥跟曹国伟说了这个事情，盛大花了2.3亿美金，在二级市场收购了新浪约19.5%的股份，成为新浪第一大股东。陈天桥的这个电话让曹国伟抛下妻子和孩子，并立即回国参加董事会商讨对策。
盛大突袭之后的第四日晚上22点，曹国伟制定了“股东购股权计划”(即“毒丸计划”)，成功地抵制了陈天桥的偷袭。如果盛大再收购超过0.5%的新浪股权，就会启动“毒丸”。届时新浪其他股东有权以半价购买普通股，从而稀释新浪股份，而盛大持有新浪股份也将蒙受损失。
“一家公司如果从二级市场上，没有障碍地去控制另一家公司，这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他告诉记者。
走到前台
在中国互联网公司阵营中，新浪可能是关注度最高的那个，从来都不缺少新闻。
2006年，曹国伟由幕后被推到前台。5月10日，北京西北四环理想大厦的20层，一场新闻发布会正在进行，主角是曹国伟，主持人用一句话就交代了这次发布会的主题，“根据汪延先生的推荐，董事会一致同意由曹国伟先生接任新浪CEO。”
在这次履新会议上，曹国伟被形容为“理性且喜欢用数字说话的人”。
当记者问及当年成为CEO的一些细节时，他说：“我只记得一件事，那日我成为CEO以后，花旗银行的分析师出了一个报告，给新浪公司股票提升了等级，这个我有点印象，其它我就没有什么印象。”
这场履新发布会对曹国伟来说，权力更迭的意味似乎不那么明显，“不是说谁来选我做CEO，而是我决定要不要做的问题，如果我想做的话，一定是我做。”这个事情曹国伟考虑了大半年，他接下了这个盘子。
曹国伟的谨慎，回溯新浪过往的历史，或许可以找到一些头绪。
新浪的CEO总是充满挑战的，因为曹国伟以前的历任CEO——沙正治、王志东、茅道临、汪延、在业绩不好的时候，均难逃“两年”宿命。业界普遍认为，这与新浪分散的股权结构相关。
在新浪历届CEO中，王志东的离开最能说明华尔街的逻辑。新浪上市后，适逢互联网的冬天，股价曾跌至1美元，王志东的策略是以不变应万变。在董事们不止一次的质疑面前，他神凝气定，“新浪还有1.1亿美元现金，以现在的亏损速度，至少还能支持5年。”
“我们拿着成千上万的钱，给王志东打名声”，段永基的话已经足够表达“CEO坐等转机，不是投资者们能接受的逻辑”。回顾新浪的这段历史，或许我们能更深入地理解，理性的曹国伟为什么用了半年时间来思考是否接下新浪的CEO之职。
“我知道，实际上你做了CEO，不是你能不能做的问题，而是说你要承担的责任更大了;你不能说今日试一下，做得不好，我就走了，这是很不负责任的。所以你必须想清楚，你愿不愿意承担更大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扛下这个公司的未来。”
新浪10年
但在2009年，外界对新浪的看法在一点一点被修正。先是那年的5月份，新浪微博推出，当时业界认为微博还算不上什么大新闻，最多是新浪对未来产品线的延展。那一年，最轰动的是新浪的MBO。
这里有一个背景要交待。2008年4月，段永基卸任董事长，业界对其的评价是“谋深似海，财技通天”。段永基卸任，汪延归来，任代理董事长。在一些IT观察家看来，这意味着曹国伟彻底掌控了新浪全局，也为管理层的MBO提前扫清了障碍。
新浪MBO的契机始于2008年的新浪和分众的合并案，这是个被监管部门否定的案子，并购并没有实现。江南春对曹国伟说，作为创始人，如果公司还是独立运作，他想在分众增持更多的股份。“这触动了我。”曹国伟后来说。
于是，在江南春宣布增持分众股份的3后，曹国伟也宣布了新浪的MBO方案。新浪将向其投资控股公司增发560万股普通股，全部收购总价约为1.8亿美元。他在给员工的邮件中说，“从今日开始，我们将实现自己角色的转换，以一个创业者的心态来面对我们的未来。”
自此，以曹国伟为首的新浪管理层成为新浪第一大股东，这意味着新浪将结束股权分散的状态，管理层真正在董事会掌握话语权，这也是中国互联网的首例MBO。现在回过头来看，曹国伟颇有感触。
他告诉记者，“回顾过去股权分散或者在股权上没有足够的控制力，对新浪长期战略的制定和部署是非常不利的，做CEO更多的也只是看近期利润，或者说因为近期的压力而没法施展手脚做长期布局。因此当时考虑，如果在新浪继续做下去的话，应该想到去改变新浪这样一种股权架构、管理层的控制力问题。”
都说性格决定命运，曹国伟也不例外。
这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骨子里极其好胜。上初中的时候，他选择去读上海最好的中学——上海中学，考大学时，又选择文科最难考的专业——复旦新闻系。曹国伟毕业的那一年，全国的新闻系毕业生只有150人;随后，跟女朋友一起出国，又选择美国排名第一的德州大学会计专业。
故事写到这里，或许更能明白一个职业经理人所选择的路径曲线。
当然，曹国伟也并非传说中的神话人物。他在非常累的时候，也有退后一步的想法。他曾考虑离开，去做投资。但是，对曹国伟来说，离开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觉得我对这个公司是有责任的，事实上，我是几乎每日都在办公室里面，很难走开。”
随着新浪MBO的成功，有评论认为，作为中国互联网界最成功的职业经理人，曹国伟算得上是2009年互联网最大的赢家之一。而在央视2009年度经济人物中，他也是唯一获奖的互联网企业家。
那一年，除了MBO，曹国伟还做了一件让业界轰动的事情。10月16日，新浪和易居中国的合资公司中国房产信息集团(以下简称易居)正式在纳斯达克上市，上市之后，市值逼近新浪。以市值计相当于再造一个新浪。
业内人士评价，2009年，曹国伟解决了新浪发展中的两个大问题，MBO解决了新浪的历史问题，易居的上市则为新浪提供了未来。
再出发
微博推出两年后，终于引爆了中国互联网的潮流，当然，华尔街也很是看好微博的前景，新浪的股价上涨到100美元以上，《时代》将2011年的荣誉给了曹国伟。
《时代》称，2009年，新浪CEO曹国伟看到了契机，在形势并不是十分有利的情况下抓住了机会，推出了新浪自己的微博。如今，新浪微博成为一项极具影响力的服务，曹国伟将其称为“Twitter和Facebook混合体”。
今年2月底，新浪微博用户数量达到了1亿。用户群包括明星、运动员、学者、艺术家，以及普通网民。
曹国伟抓住了机会，“微博，我们认准这个方向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产品，要把它做强、做大的话，必须把收入、利润放下来，全力以赴去做，这就是微博为什么可以长大，而另一方面就是对趋势的判断。”
说到曹国伟的新浪轨迹，虞峰基金的创始人虞峰告诉记者，曹国伟是中国第一个成功转变成CEO的CFO，现在又变成一个真正创业者。三次转身，背后的支撑力是什么?有这么一个小故事，或许能看到点什么。
2009年大年三十那日，下午三点多，曹国伟还在办公室，刘运利想去跟老板打个招呼，然后回家。当时的曹国伟有点喝多了，刘运利给老板倒了一杯水，问了一句，“你没事吧。”那日刘运利没早回家，跟曹国伟聊了很长时间。
时至今日，他对曹国伟的话印象依然深刻。“其实很多事情一定要乐观地去面对，很多事情你着急，疯狂地去追求，不见得能得到。更多的时候，要认真，你只要认真去面对它。至于结果成也好，败也好，都不是你可控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你是在学习，要学会享受过程。”
“用他的话讲，他不是在为个人财富的增长，或者说是去赚多少钱，或者有什么样的名气，这个工作本身就是他应该做的。有一个什么样的责任，应该把一个事情做到什么样的结果，他是抱着这样一个态度去做的。”刘运利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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