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总目标的提出，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的方向和要求，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引起人们广泛关注，但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商榷的说法、看法。
一直以来，一些人习惯于用西方的理论套中国的现实，把西方的理论看作天然正确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论断提出后，就有一种声音认为，这表明我们党接受了一个西方的概念，甚至把西方现代国家体制说成“善治”体制。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习近平同志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这一重要论述，科学阐释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概念，揭示了其内涵和外延。我们要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习近平同志的论述上来，正确理解、科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是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当代中国取得巨大进步的基础是找到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形成了一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我国政治制度的根本特征，是我国最重要的政情，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在这一制度框架内进行的。习近平同志强调：“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可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规定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
二是善于借鉴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肯定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同时，也应看到其不足之处，善于借鉴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加以改进。历史上诸多文明都积累了丰富的国家治理经验，形成了大量国家治理理论。我国历史悠久，古代政治文明中蕴含着大量治国理政的经验和理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也积累了大量治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的经验、做法和系统理论。这些都是我们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可以对比、分析和吸收借鉴的。
三是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在实践中探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途径和方法。
实践出真知。一切行之有效的制度和做法都来自实践探索。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历史性成就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解放思想、大胆探索，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采纳，是错误的就马上纠正，“摸着石头过河”，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应坚持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始终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通过解决一个个具体的治理问题，逐步积累经验，不断摸索规律，最终在整体上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及其现代化过程本身即具备相生相继的特点。在某种程度上，国家治理体系决定了国家治理能力的效用，而其现代化的过程无非即是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基本框架范畴内的优化过程。对于国家治理问题而言，价值、制度、能力、效用是不可或缺的四个基本研究尺度，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框架必然是基于价值和制度两大基本尺度而存在的，国家治理能力则着重突出能力这一尺度的内涵，而效用则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评判，亦即是现代化的基础条件。
依照构成论的角度而言，我们可以尝试将国家治理体系从基本层次、系统组成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总体而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层面进行理解，即价值、组织、制度三个层面;在现代社会，价值已经作为一种内核性概念，即以领导权、主导性力量的形式而存在，组织、制度、行为等更为具体的国家治理内容和过程往往通过价值的引导而产生实际效果。在当代，基于我国的具体国情，民主、法治、科学等价值概念早已融入我国国家治理的过程之中，民主着眼于人民的社会权利及其主体性地位，法治则强调社会秩序与统治规范，科学则突出内容、过程、结果的合理性及其潜在的自我革新，正是三大价值理念的引领和约束才得以促进社会公正与和谐。在国家治理的行为过程中，制度作为基本原则和实质性内容而存在，是一切治理行为的法理基础和实施总纲，包含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值得注意的，这里的制度概念更多地强调最为基本的制度和准则，换言之，即以根本性制度、基础性制度为主，现实生活中具体而繁杂的实施规范细则除外。而组织作为我国国家治理行为的承载主体和实现力量则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这里划分为政治权力系统、社会治理系统、经济组织系统三大组织体系，以分别对应国家治理过程中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经贸治理(企业主体)三大问题。在这三个层次中，价值发挥引导、制度规范框架、组织承载行为，三者是一个系统的整体。
以系统组成的观点来看，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可以划分为治理结构、体制、功能、方法、过程体系五部分。治理结构体系关注国家治理主体构成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它包含了政党、政府、企业、社团、公民个人、新媒介等多主体，并且通过不断调试其相互关系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科学化、合理化、人性化、现代化;治理体制体系强调打破领域限制，以合理、高效的规范和选拔、激励、协作等制度来实现组织的成长和功能的优化;治理功能体系则强调效用、效果的问题，亦可将其理解为狭义范畴的国家治理能力;治理方法体系则着眼于具体手段，譬如协商合作、行政强制、经济诱导等;治理过程体系则强调整个国家治理体系的运作过程，最为典型的如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双向互动、横纵联系等。
“治理”是一个古老的词语，中国历代都讲治理，并且积累了大量国家治理的智慧和经验，但这个概念在近二三十年被赋予了许多新的内涵。与传统意义上的“管理”相比，现代政治学和行政学等研究将“治理”拓展为一个内容丰富、包容性很强的概念，重点是强调多元主体管理，民主、参与式、互动式管理，而不是单一主体管理。我认为，《决定》中指出的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国家治理”，是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思维体系、话语体系和制度体系中的一个核心范畴，是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治理”要体现四个统一：党和政府的领导与多元主体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统一，法治与德治的统一，管理和服务的统一，常规管理与非常规管理(应急管理)的统一。
从传统“管理”到现代“治理”的跨越，虽只有一字之差，却是一个“关键词”的变化，是治国理政总模式包括权力配置和行为方式的一种深刻的转变。这是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必然要求。从“管理”到“治理”的跨越，说明我国将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方面，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方面，采取具有革命性的变革，把中国带入改革开放的新阶段。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定位明确，内涵丰富。“治理体系现代化”主要是指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在经济治理体系中，就是要按照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逻辑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发挥市场在配置经济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政治治理体系中，就是要按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逻辑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挥法治在配置政治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就是要按照党和政府领导、培育、规范社会组织，社会组织配置社会资源的逻辑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发挥社会组织在配置社会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治理能力现代化”是要把治理体系的体制和机制转化为一种能力，发挥其功能，提高公共治理能力。
“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是结构与功能的关系，硬件与软件的关系。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具有本质属性，是治理结构的转型，是体制性“硬件”的更换。只有实现了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才能培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同时，治理能力又反作用于治理体系，执政者、行政管理人员的能力强不强，作用发挥得好不好，对治理结果会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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