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们在课堂上学了《普罗米修斯的故事》和《燧氏钻木取火》，我对东西方文化也有了新的看法。
《普罗米修斯的故事》讲的是普罗米修斯同情人类，为人类盗取了天火，结果被宙斯惩罚。《燧氏钻木取火》讲的是一个叫燧氏的年轻人在天神伏羲的指引下找到了钻木取火的办法。
他们有着相同点和不同点，他们的相同点是：《普罗米修斯的故事》中普罗米修斯发现人们住在山洞里饥寒交迫;人们被野兽捕食，甚至彼此猎食——人们实在是一切生物中最可怜的了。而《燧氏钻木取火》中大神伏羲想让人知道火的用处。从这里可以看出火的起源都是人类不知道怎么用火、也不知道火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所以天神同情人类、可怜人类，想帮助人类。
他们的不同点一：《普罗米修斯的故事》中普罗米修斯他把几个冷得发抖的人从山洞中叫出来，为他们生了火，叫他们用火取暖的方法。从这里可以看出普罗米修斯是直接把火种给了人类。而《燧氏钻木取火》中伏羲大展神通，在山林中降下了一场雷雨，雷电劈在树木上，树木燃烧起来，很快就变成了熊熊大火。从这里看出伏羲是想让人类自己去发现这种叫火的东西。
第二个不同点：西方神话中的西方天神有的是自私、有的是博爱的。宙斯就是自私自利的，而普罗米修斯就是博爱的。在普罗米修斯向宙斯索要火种时，宙斯冷酷无情地说不给，所以在宙斯不同意后，普罗米修斯为了让人类生活条件变好，只好去盗取火种。但东方文化中，东方天神是智慧的，伏羲大神而是教会人们如何得到火种。《燧氏钻木取火》中的燧氏学会了取火的方法，他找来各种树枝，耐心地用不同的树枝进行摩擦。终于树枝上冒烟了，然后钻出火了。这样人类就找到了取火的方法——钻木取火。
从这里可以看出东方是智慧的，什么事都是要自己来想办法的。而西方是自私的、博爱的，什么事都是神来为你受罚。所以东方更相信人的力量，而西方是更崇尚神的力量。
对于中西文化，在具体事例上，我们不免会发现许多差异之处，例如：
别人赞扬时，中国人谦虚西方人感激;
做饭做事，西方人总是弄清几斤几两几时几刻，中国人多用少许、片刻之类的词;
餐桌上，中国人劝客人多吃多喝，西方人则尊重客人个人权益，不督促不强求;
烹饪上，中国人注重色香味等菜肴的形式美感，西方人更多注重食物的营养;
中国人吃饭时围成一桌共同吃，西方人则将食物分成每人一份;
美术上，西方人求真，中国人求神;等等。
中国人实践含蕴理性西方人理性指导实践。所谓理性，指人用正常的思维对事物进行思考后做选择，能够说理性就是逻辑在具体事物上的应用。而逻辑的总结在于我们先验的思维本事和经验的总结。实践是广义的行为和做事。大致的，理性指导实践要求西方人凡事以事实为重，以逻辑为准则，以概念为单位，一个体为本;实践含蕴理性要求中国人凡事以和气为重，以实际具体情景为准，以感性认识为美。中国人有服从性，西方人重视自由平等等。西方和中国的原始社会是没什么差别的，人口很少，生产力水平低，生产资料公有制，以亲族关系为基础，对社会的控制则靠传统和家长来维系。
但之后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出现产品的剩余，贫富分化和私有制，共同分配和共同劳动的关系被破坏，被阶级社会所代替的时候，中西两方的社会就有不一样了。阶级社会以奴隶制社会为主。世界各地奴隶制国家的统治形式不尽相同。
东方的奴隶制国家实行君主制，全部的国家权力在形式上属于世袭的君主。
西方的希腊雅典实行“直接民主制”，主要由奴隶主和自由民参加的“人民大会”选举和抽签产生公职人员。古罗马和斯巴达实行贵族制，贵族组成的元老院(古罗马)和长老会议(斯巴达)掌握重要权力。抑或是其他的一些制度。对这种制度的不一样作原因上的思考，我们显然看到了地理环境在其中的作用。欧洲的古礼貌多处地中海沿岸，其特点是岛屿众多，充斥着海岸线，而各岛屿上的劳动产品容易有地域局限性，于是人们较喜欢于各个岛屿或半岛之间进行原始的经济贸易，地中海平静的水面恰有利于航海的进行。
然而又因为其岛屿半岛众多，各民族各部落占地一方，以水相隔，占岛为王，划清界限，所以不利于被某个民族统治侵占，所以各地进行的是平等的贸易交换。
贸易的平等依靠于人们地位的平等，人们思维观念的平等，为了维护这种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 于是就产生了凌驾于个个部落和氏族的法的习惯之上的雅典普遍适用的民族法”(马恩选集)。于是这样的生存方式有利于实行民主制，即便没有实行民主制，民主的思想亦容易被理解。希腊城邦制度是欧洲历史的开源，也正是这种生存方式的代表和真实写照。进而，“城邦生活中将普遍性的法律确立为不可动摇的圭臬的做法，使希腊人养成了一种把抽象的原则看得比感性的生活更加具有本质性的思维习惯”(西方哲学史 赵林 邓晓芒)。由此我们能够看到了，地理环境影响生存方式，生存方式影响思维习惯，当然了，思维习惯进而影响了文化。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的过程中，儒家思想一向占据着根深蒂固的弦统治地位，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中国人向来以自我贬仰的思想作为处世经典，这便是以儒家的“中庸之道”作为行为的基本准则。“中”是儒家追求的梦想境界，人生处世要以儒家仁、义、礼、智、信的思想道德观念作为每个人的行为指南，接人待物，举止言谈要研究温、良、恭、俭、让，以谦虚为荣，以虚心为本，反对过分地显露自我表现自我。所以，中国文化体现出群体性的文化特征，这种群体性的文化特征是不允许把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的。
西方国家价值观的构成至少可追溯到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即以崇尚个人为中心，宣扬个人主义至上，竭力发展自我表现自我。“谦虚”这一概念在西方文化中的价值是忽略不计的。生活中人们崇拜的是“强者”“英雄”。有本事，有才能的强者得到重用，缺乏自信的弱者只能落伍或被无情地淘汰。所以，西方文化体现出个体文化特征，这种个体性文化特征崇尚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
正因为如此，中西两种文化在对某些单词所带有褒贬色彩上有差异。如：ambition一词，本身具有褒贬两种含义。中国人用其贬义，表示“野心勃勃”，而英美人则取其褒义，表示“雄心壮志”。Aggressive一词，中国人常用来形容某人“挑衅”“好斗”，而美国人则用来形容某人“进取上进，有开拓精神”。我国的群体性文化，十分重视家庭亲友关系，把它视为组成社会的细胞;而在西方国家，崇尚独立自主自强自立。中国人重视传统的君臣，父子，论资排辈，等级森严，而在英美国家，长辈与晚辈间地位平等，不计较老少界限，多以朋友相处。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历来崇尚“四世同堂”“合家团圆”，自古就有“父母在，不远游”的良言古训;而在英美国家，18岁的子女仍住在家里依靠父母生活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必须依靠自我的双手去独立生活。同样，年龄大的父母即使失去了生活自理本事，一般也不会拖累子女，他们往往要住进老人院，由社会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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